他15岁开始从教，在他近80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中，接受过他的恩泽的学生不计其数。他创建高等教育学科，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全国主要高等教育研究单位几乎都有他的学生，将他的教育和办学思想付诸实践。他被誉为高教界的一代宗师。

潘懋元先生已逾90高龄，数十年如一日，躬耕教学科研第一线，承担了饱满的教学工作任务，教书育人，爱生如子，被学生奉为“师父”、“师爷”；指导和培养青年教师，亲身示范，被教师奉为人生楷模；探索中国式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研究生培养经验，为国内外高教界所重视，影响辐射海内外；敢为天下先，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成为中国高教界一代宗师。

敢为人先，开创学科领地

潘懋元先生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数十年间，始终坚持“高等教育研究要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的理念，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之需，站在时代的前沿，紧扣时代的脉搏，做时代的先锋。潘懋元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敏锐地感觉到“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一样来教育”，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以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提高，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人才。

1978年，潘懋元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一文中指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对于丰富整个教育科学的研究内容，促进整个教育科学的发展与提高，也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两篇论文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序幕，对后来以科学方法研究高等教育起到了启蒙和指导作用。1983年，潘懋元先生出版了《高等教育学讲座》，为第一本《高等教育学》的诞生和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于1984年出版，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高等教育学列为二级学科。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倡建者和奠基人，潘懋元先生一方面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奔走，在他所工作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亲历亲为。与此同时，他把学术眼光投向全国，从全国的大局和学科发展的大局来谋划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积极推动和鼓励其他大学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开展高等教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

在1986年厦门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之后，潘懋元先生以远大的目光关注全国高等教育学和机构的建设、发展，并积极谋划和推动其他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教育学科内博士学位点建设竞争异常激烈，潘懋元先生凭借他个人的学术影响力和智慧，有效促成了全国最早的4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并积极为它们创设良好的学科发展的平台和空间。

潘懋元先生特别关注我国青年博士生的成长，他在2013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博士生论坛闭幕式上提出，作为国际论坛重要组成部分的博士生论坛，为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博士生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与平台，高等教育的希望在于参会的年轻的学者，尤其是在座的博士生们，应该时刻关注博士生的成长。

杏坛传道，三尺讲台育英才

潘懋元先生15岁开始从教，至今已79年，执教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其中担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大学教务处长、大学副校长。他倾其一生奉献给学生，为中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潘懋元先生曾深情地说：“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潘懋元先生在教学一线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潘懋元先生在多年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探索了一套适合研究生培养的“学习—研究—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法。

潘懋元先生完成一门课程通常需要完成系列环节：首先是总体组织课程，对本门课程作必要的准备和说明，包括修订讲义，拟定讨论话题，说明本门课程的目的、意义和争论之处，并为大家推荐必要的参考书。二是从本门课程中选取几个基础话题进行深入讲解。三是在经过一轮的课程教学后，大家从潘懋元先生提供的话题中选取某个话题进行一个月的自由学习、研究，潘懋元先生也会随时提供必要的咨询。四是每位博士生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全班进行讲课和答辩，其他博士生展开讨论，每位博士生的报告时间不少于一个小时，潘懋元先生会就每个学生的讲课内容和教学能力进行全面恰当的点评。潘懋元先生非常重视学生课程汇报和点评环节。一次，某位博士生汇报结束，潘懋元先生发现该同学的报告中同一个项目的数据反复出现三次，前后却不一致。于是该同学把三组数据重新核对，才发现自己的疏忽。潘懋元先生还有意先让在座的博士生们先找出这个问题，结果在场的十余名博士生无一发现此问题，大家对潘懋元先生的严谨仔细无不惊讶，充满钦佩。另外，潘懋元先生对每位博士生的报告都会进行现场录像，汇报结束后刻录光盘发到每个人手中，潘懋元先生要求每人换位思考，从中发现问题。潘懋元先生认为，大家在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自己反复观看录像才能察觉、自我改进。

最后是批改作业和评定成绩。每学期结束，先生通常需要花费近3、4个月的时间完成课程作业的批改。以2013学年秋季学期为例，潘懋元先生同时为两个博士生班讲授《高等教育学专题研究》课程，其中Ph.D班每人需提交5篇论文，共15名学生；Ed.D班需提交2篇论文，共10名学生。每篇论文以5000字为计，潘懋元先生完成该学期作业批改需阅读近50万字，而事实上大多数学生的论文会超过5000字，有的甚至多达上万字。潘懋元先生在阅读论文时并非走马观花，而是对每篇论文逐一进行评阅，包括文章的总体思路、逻辑框架、研究方法、立论观点以及文字表达等各方面。此外，潘懋元先生还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充分挖掘每位学生的优点和潜力，对论文的精辟见解和创新点给予肯定，对论文中不足之处也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

潘懋元先生“学习—研究—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是对研究生培养的教与学的关系最好的诠释：师生之间互相讨论，相互问难质疑。体现出中国传统书院中师生关系融洽，教师乐教学生好学的学术氛围。“学习－研究－教学实践”三结合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方法获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他主持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研究”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在引导学生成才的过程中，潘懋元先生除了重视学生课程学习外，还强调博士生的学术活动、论文写作和思想修养。在一定意义上，他认为对于博士生而言，学术活动比课程学习更重要。为此，他积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学生在其中深受熏陶。潘懋元先生积极鼓励学生在学术例会上做学术报告和参加学术讨论，还支持他们在校内开讲座。同时，与校外学术组织联系，让学生撰写有—定质量的论文去参加校外学术会议。学生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活跃了学术思想，扩大了学术视野。潘懋元先生不仅要求博士生具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还要使其成为未来学术带头人，要求具备组织、领导集体学术研究的能力。

在研究生培养中，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入学，先生的第一次报告，总是要提及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不断鼓励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鼓励学生在学术上展开讨论，允许学生与导师有不同的意见，提倡学术沟通，提倡学术平等。

一直以来，潘懋元先生和他的研究生们保持着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设了一种课外学习制度——周末学术沙龙。每周六的晚上潘懋元先生家的学术沙龙成了研究生们的精神家园，没有课堂上的正襟危坐和刻板拘谨，大家畅所欲言，既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伴以满室茶香、咖啡香和各种点心，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双丰收，真正体现出了“自由讨论，平等对话，启迪思维，追求真理”的沙龙学术原则。在潘懋元先生的率先垂范下，其他教授也纷纷开设了学术沙龙，成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一种宝贵的学术传统。

大德大爱，言传身教

在厦大教育研究院每位学生眼中，潘懋元先生不仅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还是自己做人的航标和榜样。潘懋元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导师对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及人格上的影响。”他一直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学生“欲为学，先做人”。

爱生如子是潘懋元先生一贯的作风。1999年，厦门遭遇特强台风。台风过后，大雨滂沱，校园内一片狼藉，为了不耽误上课，已79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赤着脚、步履蹒跚地走进教室；一位学生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正在他为住宿费一筹莫展的时候，却被告知，潘懋元先生已替他垫上住宿费；一些家在外地的学生，逢寒暑假回家时，总会在第一时间接到潘懋元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询问路上是否顺利；有地方发生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潘懋元先生总是询问那里的学生是否平安。从潘懋元先生身上的点点滴滴，学生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大爱，什么叫无私。

潘懋元先生一直认为，教师这个职业是最能给人带来幸福感的职业，他用自己深厚的学识修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懈的精神追求影响和教育着学生，他独特的人才培养理念和独创的教学方法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高等教育人才。从中国首批高等教育学的硕士和博士到现在，他的学生中有多位大学校长、副校长；有些在教育部门身居要职；很多学生成为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有些学生担任高校教育研究院院长、高教所所长；有些学生担任高教研究杂志主编、副主编；有些学生分管高校规划处、教务处、社科处……他们遍布全国各省市高校，还有的在大洋彼岸深造和工作。

今天，94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正是他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