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益海
【摘要】研究方以智有三个面向需要关注：一为方以智自评和时人私评，二为官修史志藏否，三为现代学术研究。其进路（方法）大致有六：一是西学与科学（研究文本为《通雅》和《物理小识》，二是哲学（《东西均》文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三是遗民志节与遗民社会（重视诗文与史志资料），四是教科书或通史（思想史断代研究），五是生平与思想传记，六是分文本及专题。其广受关注者又有四：其一《东西均》，其二易学（以《周易时论合编》与《易余》为主），其三庄学（以《药地炮庄》为主），其四禅学和佛学（以《冬灰录》《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为主）。方以智研究依赖于方以智文献的整理，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方以智全书>和《方以智集》的出版。
【关键词】方以智；研究进路；文献整理；现状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B248. 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3) 01-0119 -10
一、引言：方以智研究的分类与分期
方以智性情率真，勤于著作也勤于反省自己，特别是在大量的诗文和语录中对自己的为人和作品均有大量的自我反刍，是后人研究他的行实和思想性格的最佳资料，这一点，恰为今天许多研究者所忽略。
方以智生前名声很大，青年时代主盟复社，有“明末四公子”之称。30岁通籍后官翰林检讨。明亡后南逃，曾七辞南明永历帝所授内阁大学士这一“位极人臣”之职而不受。晚年禅游江西，主席青原山道场，俨然一代高僧。一生朋友、弟子门人众多。对方以智的研究评论应该说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就已经开始，反映在他与师友间书信往来和诗文酬唱中。这一点，向来为重视方以智生平与思想类的研究所重视，可惜方以智所交游者在明清鼎革之际多持遗民立场，许多人的文字未能逃过文字狱而或毁或佚，搜求不易，以至《方以智交游考》之类的专著至今没有出现。
大量的官修史志资料属于官方学术评价，这一类资料虽然不多，但相对而言比较苛刻，遣词造句都有规范，并且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修史志，对方以智的“盖棺定论”均有微妙的差异，能明显地看出时代的变迁和学风的转变。
“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学术正式登场。由于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不同，也由于方以智重要著作文本的相继发现，还由于研究者个人学术兴趣和素养，方以智研究呈现出多元进路（方法）。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中提出关于因时代变迁而导出方以智研究的“三期说”，即清代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对其考证学的表彰，为第一期；民国（1949年前）时期对其著作中相关自然科学与音韵学的重视，为第二期；1962年<东西均》行世，学者又转注意于其哲学思想，从思想与社会之关系视角表彰其为“一时代之先觉矣”，此为第三期。其实，余先生所言第一、二期，从文本研究来看是一致的，只不过清人叫考据，民国新人叫西学或科学。先生所言第二、三期，若从学问形态来看又是一致的，都是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只不过随着研究文本的不断“发现”和整理完善而不断深入罢了。下面就20世纪以来的方以智研究现状作一简略的归类分析。
二、西学与科学的进路（研究文本为《通雅》和《物理小识》）
以现代学术眼光来评价方以智的，首推张荫麟和梁启超。此时推重的文本只有《通雅>和<物理小识>，所一致表彰的是方以智的“质测之学”有西方的科学精神，以及音韵学等成就。这和“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提倡西学与科学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
1924年，张荫麟发表《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指出：“此时期所输入之物理学于我国学术界，影响极少。二百年来，惟方以智著《物理小识》一书，颇有受西说影响之处。”1926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民志书店初版）有专节讨论方以智，将其治学方法概括为“尊疑、尊证、尊今”，表彰《通雅》是“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物理小识》所言“颇多妙悟，与今世科学言暗合”，“要之此等书在三百年前，不得谓非一奇著也”。此后，罗常培发表《耶稣会十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份．1930）．研究金尼阁《两儒耳目资》对方以智《通雅》的影响，指出：“在三百年前居然有这种大胆的汉字革命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罗马字注音的响应！”方竑发表《方密之先生之科学精神及其（物理小识）》（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1卷第2期，1934）。陈文涛的《方以智物理小识笺证》（商务印书馆，1937），是现代学术介入方氏著作整理之先驱。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1944，东方出版社1996年重版）巾专辟《古学复兴的曙光》一章，认为“晚明时代以读书稽古著称的，有胡应麟、焦竑、陈第、方以智等……方氏最后，也最特出，卓尔不群”，指m方以智《物理小识》能有意识地提出一种“质测”方法来，“已经可算是卓绝千古”；而方氏对两学的态度，“表现出他尊重近代的精神……已经超越了一般古学家”，“我们读方氏书，真觉得元气淋漓，处处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 容肇祖所撰专文《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岭南学报》第9卷第1期，1948），是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对方以智最详尽的研究总之，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对方以智的关注点在于其《通雅》和《物理小识》的研究，发掘其音韵学等“质测”之学所具有的科学精神
存英语学术界，从1954年开始l叶{版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对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通雅》都有介绍。此后，美国学者彼得逊( Willar‘l J．Peterson)似乎一枝独秀，1970年他发表博十论文《Fang l-Chih´s Response l to WesternKnowledge》 (Harvar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pril, 1970),1975年，他参加狄百瑞主持的会议，其论文《Fang I．Chih: Western learning dnd the“Investigation of Things”》收入会议论文集《Thr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新井白石甚至仿《通雅》而著《东雅》。二战后，以薮内清、山田庆儿等一批巾同科技史擘家以及山井涌、沟口雄三、岛田虔次等明清思想史研究专家，也对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通雅》以及《东西均》进行了研究论文方面有重泽俊郎的《方以智哲学试沦》，大滨晧的《方以智》，坂出祥伸的
20世纪下半叶，中文学界的方以智研究，台湾学者处于领先。张永堂先后完成其以方以智研究为主题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在其博士论文中有专章讨论方以智的“物理研究”。此后，他发表《方以智与西学》论文，并出版专著《明末方氏学派研究初编——明末理学与科学关系试论》（台湾文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把方氏学派的特点归人科学思想类。林庆彰的《明代考据学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单列一章研究和表彰方以智的考据学，刘君灿的《方以智传》（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8），其第二章介绍“方以智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努力”，第三章介绍方以智的考据学与语言学。香港学者冯锦荣的《明末清初方氏学派之成立及其主张》，对方以智弟子门人的考证颇详，但对方氏学派学术思想的研究过于简略。同为这类选题的，还有钟月岑的《中国近代史上对传统科学的呈现——以方以智研究为焦点》（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91），王煌文的《方以智的家学与际遇对其两学之影响》（台湾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4）等。在国内，陈卫平的《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两文化比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有专节介绍《方以智论西学的“质测”和“通几”》。樊洪业的《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有“从《物理小识》看方以智”一节，对《物理小识》巾的象数易学思想有客观分析徐海松的《清初十人与两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有《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与两学观》专节。由卢嘉锡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席泽宗主编的《科学思想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第7章巾，提出方以智等讲求“实学”的学者的出现和他们的工作确实为中国的科学思想史进入一个新阶段作好了准备，义将方以智慧归入“西学中源”说的先驱。尚智丛的《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在论及方以智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时，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方氏学派”。此外，尚有一些研究方以智音韵学、语文学的学位论文，如周远富的《方以智古音学考论》（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张小英的《（切韵声原）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2），蔡言胜的《（通雅）语文学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2）等。
三、哲学的进路（《东西均》及90年代以前的初步研究）
国内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提倡肇始于侯外庐，他的长文《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6-7期，随后又收入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题目改为《方以智战斗的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并在书中披露了方以智现存于世的著作达24种之多，包括方氏家藏钞本《东西均》、《易余》，对其哲学思想的解读依赖于《通雅》和《药地炮庄》，二书被认为是方以智早、晚期思想的代表作。1961年8月6日侯外庐又在《人民日报>上借纪念方以智诞生350周年之际，发表《方以智（东西均）一书的哲学思想》的专文，宣告《东西均》一书的发现。1962年又为标点本《东西均》撰写序言，高度评价方以智说：“他在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中，也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哲学联盟为特征的学派的中坚。他的哲学和王船山的哲学是同时代的大旗，是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重要的侧面。”《东西均》出版后，学术界掀起对其进行哲学解读的小高潮，以讨论其“公因反因”说和“合二而一”的思想为序幕，李学勤、马数鸣最为活跃，但杨献珍的加盟使得问题陡然变得复杂。杨献珍对《东西均》很感兴趣，因在中央党校讲授“合二而一”，结果遭到公开点名批判，全国理论界随之展开围剿，一年内发表相关文章达500篇，理论上均乏善可陈，这样，才刚预热的方以智研究也因此一蹶不振。1978年底，杨献珍得到平反，压抑方以智研究的政治阴霾终于烟消云散，方以智研究恢复正常，此时冒怀辛、金隆德比较活跃。不过，成果最突出的，要算蒋国保。他在国内第一个以方以智研究为题通过硕士论文（武汉大学，1982），后来扩充为《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以《东西均》为重点对方以智哲学思想有深入研究。
四、遗民志节与遗民社会进路
（重视诗文与史志资料）
余英时1971年发表长文《方以智晚节考——桐城方密之先生殉难三百年纪念》，开启了海外和港台方以智研究热。余先生对方以智身后遭际与清初三大家之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迥异，“犹有恨焉”（《方以智晚节考》三联版第3页），遂“发愤搜读与密之有关之清初诗文笔记，并参考地方志若干种。虽所获至廑，犹幸于密之晚节稍有所窥。爰钩稽史料，草为此篇，聊以发潜德之幽光，表遗民之心曲，非敢辄以考据自喜也”（同上书第5页）。该书根据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方中通《陪集》、方中履《汗青阁文集》以及《吉安府志>等史料，分青原驻锡考、俗缘考、晚年思想管窥和死节考四章，在方以智死因上一反传统“病亡说”而主张“自沉说”以彰显方以智的遗民气节，同时指出方以智晚年“三教合一”的特征（同上书第64页）。1972年《方以智晚节考》由新亚书院出版，钱穆作序。余先生此后又陆续修订和补充而成《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方以智死节新考>和《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三文，进一步论证其“自沉说”，最后在1986年推出《方以智晚节考》一书的增订版。
上个世纪末以来，台湾学界从遗民进路研究方以智出现多元化，成果颇丰，特别是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如廖肇亨的《明末清初遗民逃禅之风研究>（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94），探讨了方以智的忠义节操和文学主张；谢明阳的《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00）．研究了觉浪道盛的“托孤”说及对方以智的影响，并以方以智和钱澄之为例探讨了“易庄会通”问题；刘浩洋的《从明清之际的青原学风论方以智晚年思想中的遗民心志》 （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4)，除讨论遗民心志外，更全面涉及方以智《药地炮庄》以及觉浪道盛的庄学、禅学和易学思想。此外，谢仁真的期刊论文《方以智由儒入佛之检视》（《哲学与文化》2005年11月号）和会议论文《方以智的人性论：至善统善恶——初探遗民心灵的超越途径》(2005)，也属于此类研究。
五、教科书或通史进路——思想史断代研究
早在1974年，张岂之编《中国哲学史略》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就有《方以智（物理小识）中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章节，继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后最早表彰方以智思想。文革后，一批《中国哲学史》的高校教材吸收方以智研究成果，纷纷推出方以智专章，如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0）．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等。此后，在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中，由冒怀辛执笔的有关章节，探讨方以智与易堂儿子、理学关系，颇有新意。1989年，齐鲁书社出版陈鼓应等编《明清实学思潮史》（1994年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了精简版），罗炽为之撰写了《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章节。杨宪邦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继续认可方以智著作有“百科全书学派”的特点，其“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在中国辩证法发展史上应有一定历史地位。任继愈、张岱年、冯契、汤一介等联手合编《中国哲学史通览》（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其方以智条（为冯契所撰）极为简略，并且着重指出：方以智哲学思想直至1957年侯外庐作了探讨后，才渐为人们重视，但评价不一。此外，《中国唯物论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在第47章介绍了《方以智的唯物论思想》；萧萐父、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以《质测之学研究中的知性精神》为题，介绍了方以智论“质测即藏通几”；夏甄陶的《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和田文军、吴根友的《中国辩证法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都有专章介绍方以智，后者详细介绍了方以智生平与著作，并在论述中广泛征引此前人们较少引用的《易余》、《一贯问答》、《性故》等资料，显得内容翔实。冯达文、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仍以《方以智的科学哲学思想》为题。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有“明末清初的质测通几之学”专章，肯定方以智是一位特殊的有创见的卓越思想家，但认为其象数易学及佛道避世的东西对他有消极影响。
在港台，韦政通1980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有专章介绍方以智。
六、生平与思想传记的综合类进路
张永堂的博士论文考证了方以智的生平，并从思想渊源、均的哲学、知识主义、物理研究、三教合介意（三教归易)等五个方面来综合解读其思想，可归属于学术传记类。1978年，张永堂根据博士论文删节而成“中国历代思想家”丛书的《方以智》初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冒怀辛、金隆德所撰《方以智》(济南：齐鲁书社，1981)，介绍方以智生平与著作，在评论其哲学思想时，简述了“前人及今人对方以智哲学的研究”，提及余英时、彼德逊及张永堂（但注明尚未见到其博十论文）的研究成果，并反省说侯外庐1962年为中华书局版《东西均》所写的序文对方以智“估价过高”。很显然，作者对那场因方以智引起的杨献珍哲学案仍心有余悸。该传从自然观、认识论和辩证法三个方面探讨方以智哲学思想，然后提出对方以智的评价，并探讨了“关于方以智的学派”问题，附录尚有“著作考”。该传后经删节，收入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1卷（济南：齐鲁书社，1985）“密之学案”。
任道斌撰有《方以智简论》（《清史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此后，又为《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卷撰写“方以智”小传，内容较为平实，显见为历史学者所撰。
1988年，刘君灿为“世界哲学家丛书”撰写了《方以智》。
1998年，罗炽的《方以智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该书除了介绍时代背景，考证方以智的家世生平之外，分别从学术观与治学精神、质测之学与通几之论、史学与西学、禅学与道学、考据学与语言学以及文学与艺术等方面，对方以智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并对其学术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作出评介。
2008年，钱王刚的《方以智传》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传记之外，尚有年谱、著作考、交游考、学派、学风等几种研究进路。
1983年，方鸿寿撰《方以智年谱》，收录于《艺文志》第2辑，比较简略。同年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谢国桢序中提到，任为撰此书，“遍走京皖江浙各处的图书馆和博物院，访求方以智的遗著，并从明清之际各家的著述，以及有关方志、史乘中，考察龙眠方氏的佚事，然后审量史料”。任《谱》是迄今为止研究方以智生平和思想资料最翔实的专著。
1985年，任道斌又出版了《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书目文献出版社），对方以智著述作了全面考证。蒋国保在<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 (1987) -书中有“方以智著作索考”专章并在附录中收入关于《物理小识》和《东西均>的两篇专门考证文章，特别是对<东西均》的考证，因为忽略了康熙<桐城县志》方以智条已有著录《东西均》，错误地认为“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将方以智著《东西均》信息透露出来的，是方氏后孙。光绪十四年……”（见上书第278页），进而对《东西均>作者是谁的伪命题作了许多显然多余的论证，对学界包括冒怀辛和庞朴的著作似乎都起了误导作用。蒋国保在该书中还附了一篇<王夫之与方以智订交考》，这是在“方以智交游考”领域国内最早出现的论文。此前，张永堂发表《方以智与王夫之》（《书目季刊》第7卷，1972）。饶宗颐发表《方以智与陈子升》（台湾《清华学报>新10卷第2期，1972）。日本学者荒木见悟1976年发表《觉浪道盛研究序说》，指出方以智思想对觉浪道盛的继承；2000年，又出版《忧国烈火禅：禅僧觉浪道盛のたたか》（东京都：研文出版），全面地探讨了道盛的易经观、怨的禅法、托孤说等对方以智的影响。姜伯勤在《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学林出版社，1999）中也有专章讨论“石濂大汕与方以智”，该书重视“方以智对明清之际岭南思想界的影响”，对广东学术界特别是中山大学师生们关注方以智研究有重要影响。
在上文介绍科学与西学时已提及的张永堂、冯锦荣等人都重视以方以智为核心、以重科学和西学为特征的方氏学派研究。冒怀辛、金隆德所撰《方以智》有讨论“方以智的学派”。2004年，蒋国保发表《方以智与桐城方氏学派》（《中国文化月刊》第280期），主张冠以地域名称，即“桐城方氏学派”。
方以智的学术立场或学风研究也特别受到重视。“三教会通”属于方以智思想尤其是晚年思想特征的综合研究。需要重点研读的文本涵盖了《东西均》、《药地炮庄》及《周易时论合编》等，同时对其家学渊源及师承均需有全面研究。余英时最早立论，指出其晚年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密之于思想不喜立门户。不徒禅宗之内不应有门户，即所谓儒、释、道之界限亦当‘泯’而‘统’之。其二，密之论学尚实而不废虚，博雅而归之于约。”（《方以智晚节考》三联版第48页）在台湾，张永堂的博士论文(1977 )指出方以智思想“三教合一”的特色并有所论证，但认为其最终目的是要重建儒学。李素娓的《方以智（药地炮庄）中的儒道思想研究》（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78）分述方以智《药地炮庄》中的儒道思想，没有触及方以智晚年的思想特征。刘君灿的《方以智》吸收李素娓的“研究成果”，添加了《方以智的三教沟通见解》一节。李宛玲的《方以智（药地炮庄）思想研究》（台湾中兴大学硕士论文，1998），则以“三教合一”、“三教归实”为主线，突出“三教”论旨，较好地符合<炮庄>的思想实际，还指出“三教归儒”之说似乎有违方氏本旨，可惜没有展开。1984年，王煜先生发表论文《方以智倡三教归易论》（台北：《中国文化月刊》第56期），是最早涉及此论题的专文。谢明阳的《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重点讨论的是易、庄会通，并无展开讨论“三教”，但却以“三教归易”作结论。罗炽的《方以智评传》也提及方以智“三教归易”的学术观，以禅归易的易禅说，以儒解庄的“托孤”说和以《庄》归《易》的“化迹”论。周勤勤的博士论文(2003)讨论了方以智“集大成”的思想，对会通三教也有涉略。杨儒宾的《儒门别传——明末清初（庄）（易）同流的思想史意义》一文讨论《炮庄》的《庄》《易》同流思想。刘浩洋的博士论文考虑到方以智晚年活动的地域空间和所收弟子、门人的乡籍，主张称为以“三教会通”为特色的“青原学风”。刘元青的《三教归儒——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终极价值追求》(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鲜明地主张方以智思想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三教归儒”。刘元青的导师吴根友最近撰文《试论（东西均）一书的“三教归儒”思想》，同样认为方以智折衷百家的“价值原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型儒家”。刘贻群的《方以智（东西均）思想研究》 （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6）也有专章讨论“三教合一”和三教归《易》，并认为是方以智对立同一和统一思想的实际运用。程曦《明代儒佛融通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的主要论题也是三教研究，有方以智专章，把他的思想与i教归儒和i教归佛相区别，称其思想特征为三教归全即批判式融通，反对“三教归儒”的提法，但只以《东西均》为文本，未及《药地炮庄》。周锋利的《方以智i教会通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分别从“三教会通”的方法模式（分析《东西均》）、经典诠释（分析《药地炮庄》）、价值立场（指三教归儒）、终极关怀（生死观）展开。彭战果的《方以智儒、佛、道三教会通思想研究》 （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则从“三教会通”的外缘（分析其学术渊源）、根源（分析其“形上之思”）出发，进而分别论述其会通儒家、佛家、道家之理论依据，最后进行评议和定位。刘元青的《方以智心性论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9）不主张以“折衷百家”“三教归《易》”来总其学，从心性论角度分析，认为方以智晚年所论主要是本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但义有回归北宋诸儒由《周易》和《中庸》为人路的特点，坚持的仍是“三教归儒”的主张。邢益海的《方以智的庄学研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0）提出方以智的思想特色在于会通《易》、《庄》、禅的i教会通思想，并具有明显的庄学和道家立场。
七、分文本及专题研究进路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海内外学者的方以智研究向纵深推进，其主要标志是学者们从不同的进路对方以智的哲学（以《东西均》为主）、庄学、易学、惮学以及科学思想（《通雅》和《物理小识》）、遗民心志、三教会通思想等进行全面的关注和研究，后三个方面上文已做专类分述，现就前四种进路作一简要回顾
（一）关于《东西均》
刘浩洋的《方以智（东西均）思想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97）采用气类思想、象数思想、心性工夫、全均思想等多视角来对《东西均》作研究。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有专章以《东西均》为文本分析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庞朴平生十分推崇方以智“一分为三”的哲学思想，他潜心多年、“耗时三载”注成《东西均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为新世纪方以智学术研究的深入开了个好头。二庞朴的《一分为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有“圆伊三点”篇，结合方以智的《东两均》和《易余》，赞赏其“三即一，一即三，非一非三，恒一恒三”的智慧。周勤勤的《方以智“均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3），将《东两均》和《周易时论合编》、《易余》综合起来分析，后在期刊陆续发表《方以智“均”‘易”哲学关系探析》(2003)、《方以智“∴说”解析》(2005)等。刘贻群的博士论文对《东西均》蕴涵的对立同一和对立统一思想诠释和论证甚详上文已述及的程曦、周锋利、彭战果、刘元青、邢益海等人的博士论文，也无不以《东两均》为重要分析文本
（二）关于易学（《周易时论合编》与《易余》）
1974年，时任日本实学研究会会长的小川晴久发表《方孔炤、方以智の【通几】哲学の二重性一十七世纪实学研究と易学连关の一ケ一スー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6集），在学术界首次应用《周易时论合编》讨论了方孔炤、方以智父子的易学思想等。张永堂时在日本，应该是看到了该文，并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周易时论》一书影印带回了台湾，故汉语学界张永堂是最早介绍和研究该书的人。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认为方孔熠、方以智父子总结了“北宋以来象数之学发展成果”，并指出“方以智的代表性的学术著作，都同其易学有关，特别是同其象数之学结合在一起”。因此，朱伯崑以《周易时论合编》为中心，旁及方以智的其他哲学著作，分“论象数之学”和“易学中的哲学问题”两个部分作了深入详尽的探讨。彭迎喜的博士论文《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小考》(1998)，后改编成《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 2007)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方以智家族、师友及方以智的多种著作包括《药地炮庄》都进行了考证。张其成的《象数易学》（北京：中国书店，2003）认为方以智“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是以象数易学为中心而建立的”（该书第135页），他的易学“标志着象数派宋易的完结”（第142页）。汪学群的《清初易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介绍“方以智的易学”时，认为“他继承了易学史上象数学的传统，融义理于象数中，建立一套富有思辨色彩的易学体系”（第75页）。刘谨铭的《方孔熠（周易时论合编）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2004)，分“论《周易>的本质”、“论太极”、“论河洛”、“论先天后天”进行解析。沈信甫的《方以智易学形上思想研究》（台湾辅仁大学硕士论文，2005），分析了方以智易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思想。蒋国保的近著《方以智与明清哲学》（合肥：黄山书社，2009）收有两篇专论：《方以智易学思想散论》、《方以智与（周易图象几表）》。彭战果发表有“析<周易时论合编》‘时’的形上学意义——方孔炤易学思想研究” （《周易研究》2010年第2期）。刘伟的《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1）对方以智“寓义理于象数”的象数易学体系作了多角度的解析。
关于《易余》，研究者多依赖博物馆的抄写本，目前研究成果尚不多。蒋国保的《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罗炽的《方以智评传》有征引。最近的专门研究有彭战果的“《易余》与方以智的易学观”（《周易研究》 2011年第4期）。邢益海的博士论文( 2010)对《易余》的庄学性质及其撰写和成书也有专门考证。
（三）关于庄学（《药地炮庄》）
方以智的庄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东西均》和《药地炮庄》。《药地炮庄》不仅思想艰深，而且语言晦涩，如钱澄之在《通雅》序中所评：“好作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学者骤读之多不可解。”或许再加上流通版本之不善以及其藉以表达思想的佛、道的衰落，其会通庄、禅、易乃至儒、释、道三教的核心思想激不起时人的共鸣。有清一代，除王夫之《庄子解>、徐廷槐《南华简钞》、钱澄之《庄子诂》有征引，《四库全书总目》有提要，鲜有人对《药地炮庄》加以研究和论列。近人马其昶的《庄子故》凡引《药地炮庄》约5处，均为训词，不涉义理。直至1960年，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方以智章中，指出《药地炮庄》成都美学林排印本不全（该书第1123页）．并以之为方以智后期作品的代表，大量引用其材料来分析方以智思想，并且运用到该书的总论部分，可见作者一定是见到了美学林排印本之外的版本（社科院的天瑞堂本或安徽省博物馆的大集堂本）。关锋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北京：中华书局，1961)．注意到了侯外庐的意见，其书后附编《庄子注解书目》对方以智《药地炮庄》作了简评：“该书搜集不少罕见的有关庄子的见解。方本人意见，亦多有新意，而时杂佛说。有人说方‘炮制’庄子，借以发挥唯物主义思想，值得研究。”（该书第384页）随着1：药地炮庄》美学林和中研院的两个影印本分别于1972和1975年在台湾相继出版，李素娓的《方以智（药地炮庄）中的儒道思想研究》系第一篇以《药地炮庄>为题做的硕士论文(1978)。黄钊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有题为“方以智《药地炮庄）的思想内容”专节，是国内研究《药地炮庄：}最早的专题文章。1992年，罗炽发表《方以智的道家观>（<中国哲学史》1992年第1期），提出《药地炮庄>是“以儒解庄”。1998年，李宛玲的硕士论文《方以智（药地炮庄）思想研究》．以《东西均》中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来研究《药地炮庄》的“三教合一”和“三教归实”思想。2004年，杨儒宾发表《儒门别传》，同时发表的还有廖肇亨的《药地生死观论析——以（东西均）与（药地炮庄>为讨论中心》，均对《炮庄》有所研究。陶清所著《明遗民九大哲学家思想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对《炮庄》也有所征引。2001年，罗炽的《方以智评传》在“禅学与道学”章中研究了<药地炮庄》。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合著的<中国庄学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有“方以智<药地炮庄》”专节。方勇的《庄子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有“方以智的《药地炮庄》”专章，并有专节介绍了“觉浪道盛的《庄子提正》”，这在国内似乎是第一篇专文。周锋利和彭战果关于三教会通研究的博士论文，均能综合运用《东西均》、《周易时论合编》、《易余>以及《药地炮庄》，而以周锋利对《药地炮庄>用力较多。2010年，邢益海的《方以智的庄学研究——（药地炮庄）初探》是《药地炮庄》研究的第一篇博士论文。2011年，张永义、邢益海校点的《药地炮庄》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是继《通雅》和《东西均》后，方以智重要著作的第三个现代整理本。
（四）关于禅学和佛学（《冬灰录》、《青原智禅师语录》和《青原志略》等）
从禅学和佛学进路研究方以智，文本上除《东西均》和《药地炮庄》外，更涉及《冬灰录》、《青原智禅师语录》和《青原志略》。日本学者荒木见悟的《觉浪道盛研究序说》(1976)、《忧国烈火禅：禅僧觉浪道盛のたたかぃ》(2000)，剖析了方以智与觉浪道盛的思想渊源．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以觉浪道盛为全书的结尾，但在介绍其法嗣时竟不及方以智.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觉浪道盛及其弟子们包括方以智的生平。姜伯勤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对大汕与道盛、大汕与方以智均有讨论。方立天主编的《中国佛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在清代禅宗章里特意点出道盛和方以智的“集大成”思想。李仁展的《觉浪道盛禅学思想研究》 (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探讨了道盛会通五宗和三教的思想，并以方以智为中心考察了其思想影响。毛忠贤的《中国曹洞宗通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在第13章《明清寿昌禅系》第4节东苑禅派介绍了觉浪道盛及方以智：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史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分析了文字禅“混融三教”的特征，认为清初曹洞诸禅匠中道盛的禅学属于不伦不类，
专题以方以智佛学或禅学思想的研究论文不多，但近年有升温之势。此外，以《东西均》和《药地炮庄》为主要研究文本的论文有邱敏捷的《方以智《药地炮庄》之“以禅解庄”》（《台湾南大学报》人文与社会类第39卷．2005），谢仁真的《方以智由儒入佛之检视》，廖肇亨的《药地愚者禅学思想蠡测》（《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徐圣心的《火·炉·土·均——觉浪道盛与无可弘智的统摄之学》（《台大佛学研究》第14期，2009）．邓克铭的《方以智的禅学思想》（《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等。《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最早在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有征引。劳思光的“《方以智晚节考》及《补证》读后感”( 1979)，也有征引利用。至于《冬灰录》，刘泽亮在《方以智禅学思想通观》一文中有所涉略，但直至2001年罗炽的《方以智评传》才有大量征引和专题研究。邢益海最近校注了《冬灰录》和《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并发表论文《方以智的（冬灰录）及其禅学）》（《古典研究》2012年夏季卷），对《冬灰录》的成书及其思想特色作了介绍。张永义则在完成《青原志略校注》的基础上，发表《（青原志略）》成书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对该书旧题“僧大然撰，施闰章补辑”但实际编成于方以智之手并且方以智也是贡献最多的问题作了详细辨证。 八、结论：方以智研究的深入有待于
方以智文献整理的突破
相比顾、黄、王三大家，学界对方以智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仍存在巨大差距，其根本原因可归结为《方以智全书》至今仍未编成。
方以智研究依赖于方以智的著作文本，而其“发现”和影印、点校、注释情况，对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具有极大的影响。方以智一生坎坷，但著述宏富，当不少于400万字。方以智生前即有大量著作陆续刻板印行，现已被发现的早期诗文集有《博依集》、《方子流寓草》等，而以“此藏轩”名义集中出版方氏著作，是在他“禅游江右”（江右为江西的时称）后，由弟子揭暄和方氏i子中德、中通、中履等操办的，《物理小识》、《药地炮庄》、《通雅》即为其间出版，不过，此藏轩《浮山文集》的刊刻却已在方氏卒后。方以智晚年遭“粤难”事件而殒亡，方氏家族遭受沉重打击，方氏后人又卷入“南山集”文字狱，《浮山文集》等更在乾隆间遭禁，因此方以智著作除《物理小识》、《通雅》被《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收录而较为流行外，即便是为《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道家类存目并有“提要”的《药地炮庄》，虽为世人所知，却已是千金难求，更遑论那些仅有家传抄本流存的书？如《东西均》和《易余》等，均为方鸿寿先生1954年所献而为安徽省博物馆所藏，该馆也因此成为方以智文献保管最集中的机构（也有部分著作仅见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藏），而《鼎薪》、《诸子燔瘠》、《烹雪录》等一些见于官修地方志的重要著作可能已毁于文革。
民国时期，方以智著作的整理、出版有所启动。首先是1932年成都美学林据《药地炮庄>康熙此藏轩本铅字排印（共正文九卷，无总论和序跋）。1935年方氏后人方叔文、方鸿寿（校刊）的《禅乐府>也出版了排印本。1937年，陈文涛出版了《方以智物理小识笺证》，为民国时期对方氏著作的宣传贡献最大者，但《笺证》删去序跋、总论及第12卷，其余II卷也只是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鼓励民间向政府捐献文物，方以智后人方鸿寿向安徽省博物馆捐出了大量方以智著述的刻本和抄本。最迟不晚于1957年，大概是为了准备纪念方以智诞辰350周年，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编写组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人员，去安徽省博物馆过录了大批方氏原著，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准备了第一手资料。
1962年，李学勤校点本《东西均》出版，《象环寤记》附于后。
1972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第17册，其中有成都美学林《炮庄》影印本。
1975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图书馆《药地炮庄》藏本。
1983年，方孔熠、方以智《周易时论合编》15卷、《图象几表>8卷（日本内阁文库藏，清顺治十七年白华堂刺本）由台北文镜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1985年，凌明标点本《浮山文集后编>2卷、《浮山此藏轩》2卷，刊于<清史资料》第6辑。
1985年，台北丹青图书公司出版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影印了清康熙八年(1669)刻本《青原志略》。
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入《通雅>、《物理小识》。
1988年，台北新文丰出版《明嘉兴大藏经》，收有方以智的《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其师觉浪道盛《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后附杖门随集）>、《天界觉浪盛禅师嘉禾语录》、《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
1988年，侯外庐主编的《方以智全书》第1册《通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据该书前言介绍，起初（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时为张德钧、李学勤等人）积极表示同意，并相互合作，进行了搜集整理工作。末后经过“十年动乱”暂停，1980年重新启动，但由于张德钧1971年去世，改由冒怀辛负责，并于1986年6月《通雅》即将杀青之际，以侯外庐的名义（执笔：冒怀辛）撰写了《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方以智全书前言》。可是，侯老于1987年去世，这样，除了继续把已杀青的《通雅》出版以外，其余的计划也就终止了。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物理小识>康熙甲辰此藏轩刻本，影印收入《四部精要》第13册。
1992-1995年，《藏外道书》出版，影印收入成都美学林本《炮庄>。
1995年，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了四川省图书馆藏此藏轩本《药地炮庄》、清康熙八年(1669)刻本<青原志略》。
1998年，段晓华、宋三平校注的《青原志略》出版。
1999年，台北新文丰出版龚鹏程、陈廖安主编的《中华续道藏初辑》，影印了四川省图书馆藏《药地炮庄》。
1999年，《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浮山文集前编：}10卷、《浮山文集后编》2卷、《浮山此藏轩别集》2卷（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方氏此藏轩刻本）。又，<方子流寓草》9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戊寅年刊本）。 2001年，庞朴的《东西均注释》出版。 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药地炮庄》，安徽省博物馆藏《东西均》，湖北省图书馆藏<浮山文集前编》 10卷、《浮山文集后编》2卷、《浮山此藏轩别集》2卷。
2005年，庞朴的《一贯问答》注释（上）．发表于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编《儒林》第1辑；《一贯问答》注释（下），发表于《儒林》第2辑（2006年）。
2007年，疏获点校的《浮山志》在黄山书社出版。 由上可见，方以智著作的影印和部分重要著作的点校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学术界最终期盼的仍是《方以智全书》的出版。据了解，该书目前由安徽大学、安徽省古籍整理办负责整理，计划出8册，约40万字以上，繁体竖排。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终止项目后，安徽省古籍办即曾上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准备“接手”，1993年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但由于该书主持人之一的金隆德教授1994年去世，编纂工作又暂停下来。1997年安徽省第三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决定重新启动，并制订了《构想》。1999年李学勤先生到合肥，向有关方面郑重地表达了国内外学术界期待《方以智全书》早日面世的愿望，并愿意大力协助。随后，《安徽古籍丛书》编委会第六次会议考虑李学勤先生的建议，正式决定由安徽大学主持承担编纂工作，列入“十五”(2001-2005)规划项目，原定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冈项目工程巨大超过预计，延期至“十一五”( 2006-2010)，并改由黄山书社出版。原预计201 1年方以智诞辰400年之际应可见书，但由于多种原因已再次推延至“十二五”。《方以智全书》将收列目前可以寻觅的方氏全部著作及相关资料，按类编排，与此同时，华夏出版社计划推出《方以智集》，有别于《全书》的只作点校，计划“对其主要作品施以笺注疏释，以飨学界尚未流通者，优先推出。已整理而明显不尽人意者，亦不惮重出。体例不作统一，或校点，或校释，或校订，或汇编．格式常沿其旧，有注音，有释义”。2011年，该系列推出了张永义、邢益海校点的《药地炮庄》。2012年，张永义的《青原志略校注》出版。2013年邢益海的《冬灰录（外一种）校注》将出版。《周易时论合编》和《浮山文集》的校注工作也已开始。
可以预计，方以智研究要形成突破和进入新时期，必有待于《方以智全书》和《方以智集》的出版。如果我们将已有方以智研究成果与方以智文献的发现、影印及整理出版时间相比较，这一结论是显然的。如《药地炮庄》的影印本在台湾出版较早，台湾学界的相关研究乃至学位论文就出现得早，而大陆近年来相关研究骤然增多，也是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了社科院本《药地炮庄》以及华夏出版社推出《药地炮庄》校点本有关。就文本研究而言，《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药地炮庄》、《周易时论合编》研究成果较多，而《易余》、《冬灰录》因只有部分人看到原始文献或手抄本，故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就研究论题而言，方以智与西学、科学，方以智的辩证法思想，方以智的遗民心志研究成果最多，而其庄学、易学和禅学思想研究成果较少。方以智的行实虽然大致清晰，但问题存在最多的领域恰恰是方以智著作考和交游考，原因大概仍是很少人能看完方以智的全部原始文献。最热点的问题莫过于对方以智及其思想的历史定位，其会通三教和《易》、《庄》、禅的最后立场是儒、是道、是佛，众说不一。至于以方以智为核心的方氏学派研究，则是一个更富挑战而资料有待爬梳的课题。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