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成功地探索出不同历史时期相互延续的不断与时俱进的具有创新理念的中国特色之路，即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通过走中国特色之路，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才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展现出光明前景。我们坚信，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关键词]基本国情；主要矛盾；社会性质；中国特色之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这是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曲折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结论。
道路是否正确，关键取决于是否符合基本国情。道路能否独具特色，关键取决于基本国情是否特殊。国情是一个国家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沉积的客观实在，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和特点以及相关的各种要素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诸如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以及地理环境等，其核心内容就是社会性质。毛泽东曾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633毫无疑问，探索中国特色之路，必须依据并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探寻民主革命的特色之路
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世界资本主义各国逐步发展到了向外扩张掠夺资源和扩大市场的阶段。而此时的中国仍然悠闲自得地陶醉于自给自足的原始小农经济的田园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2]101他们以各种非理性的理由和超经济的手段向中国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演变。
中国社会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步演变成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说：“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1]665
显而易见，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明显特殊性的社会，即是说中国已经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但也不是正常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非常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其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其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其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其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其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1]630—631
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特殊性。
首先，中国革命的对象和革命任务是特殊的。在普通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革命任务就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民主革命的对象不是一个而是二个，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由于“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所以“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1]637不能把这两者分割开。
其次，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过程是特殊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目标不是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开始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没有能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所以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由无产阶级领导了。不过，这个革命虽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但是也没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种革命“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1]648一方面积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另一方面还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所以，现实中国的革命，是既区别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区别于一般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1]647
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必经的一个过程，所以就造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也很特殊。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承担起了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责任。显而易见，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1]665“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651
再次，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是特殊的。在普通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所以没有新旧之分，其发展前途自然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可是，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不仅不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还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只能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1]675
再其次，中国革命的道路是特殊的。在正常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革命的重心理所当然地是在中心城市。可是“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542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仅内外敌人都有反革命武装，而且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极其残酷，国民没有民主自由，开展革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可以利用。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开展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1]544
由于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和各派军阀割据的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他们分别占据着各大中心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在革命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应该避免过早地与敌人争夺中心城市，而应该首先占领农村，在那里积聚革命力量，建立红色政权，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成为支撑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在中国，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而且也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没有广大农民的参加，仅凭无产阶级单枪匹马地与强大敌人交战，民主革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
正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红色政权首先应该在农村建立起来，待时机成熟后再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据此，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充分认识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这三者在革命实践中的有机结合，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还是很迷茫的。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俄国人证实了的“城市中心论”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模仿和参照的首选，“走俄国人的路”[3]1471成了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毕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度里开展革命，在革命实践中总会时断时续地受到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制约和困扰。为此，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开始对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关于中国是“半民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革命应该分为“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这样“两段路程”。中国必须组建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立民主政权，“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建立独立国家。[4]374—378在此基础上，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为了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大会还初步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
由此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认识到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就开始了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尝试。当然，这种尝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以城市为中心开展的革命斗争遭到严重挫折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地反思，发现中国革命所走的“路”有问题。“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5]3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向敌人控制的中心城市实行战略进攻是注定不能成功的。于是便形成了避开中心城市，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红色政权”以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思路。通过艰苦的实践，逐步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特点，解决了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如何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式的革命道路。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特色之路，于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中国选择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探寻社会主义革命的特色之路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过来的一个特殊社会，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1949年到1956年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很明显，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占据主体地位，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且此前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创造了含有一定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核心地位，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相反却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主要矛盾逐步解决，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所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以及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有明显的特殊性。
政治方面，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解决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腐朽没落的阶级，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而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仍属于一种新生的阶级力量，更没有进入腐朽没落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建立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由于这个阶级曾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中国革命的同盟军，并且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不够成熟的阶级，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这个阶级在具有剥削工人阶级一面的同时，还有拥护宪法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鉴于这种特殊国情下的特殊现象，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将其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没有对其采取对抗的方式进行镇压，而是把“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采用和平的方法，将其“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把这个剥削阶级消灭，将该阶级的所属成员转化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经济方面，在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家的主体经济，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决定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走向。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共有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性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急需大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所以建国后不能马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 以有利于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看成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并于1953年初比较完整的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704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1956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经济。
很显然，由于中国进入了特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很特殊，是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完成了把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一场革命。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6]717社会主义改造本身就是变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705虽然在过渡时期里由于缺乏经验，加之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心态日益强烈，有些工作出现失误，但是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在中国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到1956年下半年中国便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成功的探索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色之路，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7]
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寻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之路
1956年，中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期，难免有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子。不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弊端所进行的揭露，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多次提及苏联经验和斯大林问题。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8]23他强调：“鉴于苏联和我们的自己的经验”，“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8] 28“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8] 29—30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非常郑重地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命题。
借鉴苏联的教训，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以农、轻、重为序，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路，并初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由于当时过分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与当时中国自然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生产力不适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甚至提出也要发展商品生产，可以把地下工厂“合法化”，“可以雇工”，“还可以开夫妻店”，“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8]170尤为难能可贵的还提出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因为“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9]34他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9]116所有这些表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基本国情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加之中国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不理性的认识。最明显的是1957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轻而易举的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受此影响，在政治上开始突出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民主政治缺乏系统建设，对法制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结果领导专断现象开始泛滥，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经济上形成一种急于求成的超越意识，不顾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片面追求生产建设的高速度，违背客观规律，在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在所有制形式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所谓的批判“封、资、修”运动。所有这些，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无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在这段时期里，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始终存在着创新与保守，改革与僵化的双重倾向。比如，毛泽东一面以极大热情组织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又主张“以苏为戒”，进行改革和创新。一面留恋过去战争时期的某些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一面又针对新问题提出许多新颖的好办法。一面有意无意地为学习苏式经验指路，一面又时断时续地为国人从苏联模式的束缚中松绑。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客观存在，极大地制约了主观错误的肆意发展，即便是在极“左”错误统治全党的情况下，也会在错误方针政策的实施中被迫或无奈地纠正一些已经发现的错误，不断调整某些明显不符合国情的方针政策，所以在由于失误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还取得过一些可观的成就。而这些成就为后来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7]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这次会议果断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
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重新审视，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了更加明确的新认识。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3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0]252这就是说，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加以把握，并将其作为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总结，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比较系统地概括。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结合新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新做出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7]新的概括增加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形成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部局，充分体现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崭新的理念。
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要有自己的特色，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现实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中国现实的基本国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路径必然要有一个“特”字。
首先，从社会制度转换的因素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而是孕育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始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以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已经完成其历史任务并从其内部萌生出更替自己的新的经济关系为前提的，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发达起来，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占据支配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即是说中国是在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社会化大生产极度缺乏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条件下，通过非经济因素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却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而不是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以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中国仍然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商品生产和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
其次，从基本矛盾的发展状况看。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激化的结果。可是中国则不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没有被确立为国家的主体经济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本国封建经济这双重势力的排挤，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勉强地维持着，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仅有的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没有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前进的主要障碍时，在它的积极作用还大有发挥空间的情况下，就被急速扩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取代了。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可以跳跃的，因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旧的社会制度的延续，新的社会制度不需要也不能延用或续接旧的社会制度，必须另起炉灶构建有利于新的统治阶级的新制度。因此在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特定的条件下政治制度可以跳跃式发展。可是经济的发展却不能跟随政治制度的跳跃而超越。因为经济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其发展过程不可以间断，任何新建立的社会都必须延续此前社会发展起来的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条件极其欠缺的情况下而凭借政治条件的绝对优势，跳过资本主义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而确立的。所以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不能不利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承担起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否则，社会主义大厦不可能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牢固地建立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方位，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新的形势下不断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和谋划新的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能够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挑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克服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不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不仅人口多、底子薄，而且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不高，这种状况无法在短时期改变。因此，必须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既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也不能片面强调高速度放任赶超西方国家的思想不断升级。“赶超思想”作为一种趋向和意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把能否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衡量本国道路正确与否的一个标准，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立足基本国情”，这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基本依据。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中心内容，是开创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证，也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历史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是因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所以不能也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总体水平，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是治国和强国的开明之策。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我们必须切实从国情出发，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不懈努力。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基本结构和战略性布局。只有坚持这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才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标。首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本质性的要求决定了所有建设工作都必须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人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其次，“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全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发展，避免两极分化，努力使发展成果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再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是中华民族向往、追求和奋斗的战略总目标。
综上所述，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都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这条主线，在不同时期成功地探索出相互延续的不断与时俱进的具有创新理念的中国特色之路。正是通过走中国特色之路，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才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展现出光明前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深刻认识并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7]
[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 《光明日报》2012年11月18日。
[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9]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京公网安备 110115020028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