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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素质教育与内涵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体布局中,把教育放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首位,以“人民满意”为总要求,特别强调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把素质教育、提高质量和综合改革结合在一起,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将教育公平落到“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并提出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理解和贯彻。这里,我仅就“立德树人、素质教育与内涵式发展”谈谈初步的学习体会。

一、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是第一次。它是在十七大提出的“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对于教育的根本性质和任务的新概括。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日益紧密、教育的功能多样化和溢出效应不断强化的新形势下,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上确实成了一个大问题。不妨到媒体上看一看:有人认为,尽管育人仍是教育的重要任务,但是已经并日益成为更多的任务如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国际交流等等之中的并列的一项;有人认为,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处于竞争中心的研究性大学的核心任务是学术创新,表征大学水平的核心指标是研究产出。这种观点事实上是科研为本的观点,将育人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林林总总的“排行榜”大抵是这个路数;有人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求大学把重心放在产学研结合为经济发展服务,这常常见于政府和企业领导人的言论甚至是正式的文件;还有人认为,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建设学科、发展学术,这往往见诸于大学的规划文件和不少学者的言论。如此等等,其共同点是偏离了大学育人之本。需要澄清的是,有不少论者,以洪堡强调“研究”、蔡元培强调“学问”、梅贻琦强调“大师”为元理论,论述“学术为本”的观点,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仔细而完整地看看这些哲人的言论,就不难发现:洪堡并不是就研究论研究,他强调的是只有将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才能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以及高尚的品格,其着眼点和落脚点是育人;蔡先生讲“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针对的是学生错误认识,在那篇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他“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其着眼点和落脚点是育人;梅先生讲“大学乃大师之谓”针对的是“大楼之谓”,而他之所以重视“大师”,是因为他们对于育人之重要,即在同一篇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其着眼点和落脚点还是育人。

十八大报告明明确确地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可不是一般性的宣示,它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正本清源的重要命题,它针对的就是当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甚至还在发展着的对于教育本性的迷失。“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明明白白地表达了我们党对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和坚守。它提示我们,教育的根本对象是“人”、根本目的是“人”,根本任务是育“人”,而不是升学率、不是论文和奖励以及头衔多少的排名、不是大楼和设备等等。

还必须注意的是,报告不仅仅是一般性地讲“育人”是根本任务,而是进一步指出要“立德树人”,这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成才,先成人;要成人,先立德。育人之道,立德为先。古人重视“立德、立功、立言”,称其为“三不朽”,并将“立德”摆在第一位。而在当下,却往往是重视“发文章”,或可戏称为“立言”为先。殊不知,真正能“立”得住的文章,必定是“道德文章”。没有德,就没有魂,没有魂,就不成人,若竟有文,岂不是“鬼话”?!“立德树人”是古往今来历代教育家共同遵循的理念。在我们的学校里,“德育”也始终放在重要的位置,但其实效尚不尽人意,所以在十八大报告还要特别强调“立德树人”。

真正贯彻“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要求,必须从根本任务的高度来认识“立德”的重要性、“根本”性。 

首先,要破除将德育仅仅看成是几门课程的错误认识,更不能将德育仅仅当作是政治理论专门知识的讲授。要按照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从做合格公民的基础要求做起,将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贯穿到全部的教育环节之中。

进而,要转变将德育仅仅看成是德育专门教师和辅导员的任务的错误认识。所有的教职员工都要真正将立德树人作为自己从事教育职业的根本任务,体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和言行举止中。既要“言教”更要“身教”。专业教师在专业教育和研究指导中要有“德”,一方面以敬业精神、严谨学风、求真精神感染学生,另一方面要尽到教育学生了解和理解科研诚信、学术伦理、职业道德(文有文德、史有史德、法有法德、医有医德,如此等等。每一种专业都有自己的道德伦理要求和学术专业规范,它们是“专业化”的公共道德伦理)的职责。干部职工在履行职务中也要有“德”,要自觉认识到作为“老师”(学生总是把学校的员工干部当作“老师”的),不要以为只有“上课”才是育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教”学生:我们认真负责就是教学生认真负责,我们敷衍马虎就是教学生敷衍马虎;我们热情就是教学生热情,我们冷漠就是教学生冷漠;我们公正就是教学生公正,我们偏私就是教学生偏私。

再者,要超越“灌输”型教育,以启发和引导为主,以教师的育人自觉启迪学生的成人自觉、立德自觉,才能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这就是说,德育的“落实”不是落到教材里、课堂上和活动中,而是要落到人心里。这才能达于“树人”,否则就只不过是写书、讲课、搞活动罢了。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使学生焕发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通过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达到主动发展,大学尤应如此。在大学教育中,必须破除将学生当作被动的“受教育者”的育人观。如果不认识、不尊重学生自身在其发展成长中的主体地位,不是启迪、引导、帮助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是搞行政化的命令、或是工业化的“塑造”,那或许可以制造出“工具”,却不可能真正“树人”。所以,立德树人必须充分认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建立起有利于促进学生自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教育之本,立德树人。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的功能虽然在不断拓展,但是其“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或核心功能始终没有变。坚守“立德树人”之本才是大学的正道,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天职,是全体师生应有的自觉。

二、提高质量看素质,素质教育靠改革

十八大报告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这里,一口气讲了素质教育、综合改革和提高质量三件事,最终落脚到“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蕴含了十八大对于当前教育工作的新部署和新要求。

提高教育质量,是近年来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对于教育的日益强烈的要求。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要“提高教育质量”,十四大报告要求“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十七大报告则突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什么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要反反复复地讲“提高教育质量”?不仅是因为它是“永恒的主题”,更因为这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即要与时俱进地更新转变质量观。向哪里转?从知识为本向素质为本转!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需要”的交集就是“素质”,因此实施素质教育是提高质量的关键。一方面,素质教育在本质上就是着眼学生全面发展的,人的素质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综合和全面的,包括思想品德的修养,包括科学素质、人文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等。另一方面,实施素质教育提升公民素质是社会发展的紧迫又长远的需求。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是在“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的总要求下提出要“提高教育质量”的;十四大报告也是首先讲“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提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十五大报告将“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放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突出位置;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则郑重提出并一再重申全面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更是将素质教育确定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主题”。

素质教育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总是没有真正得以全面实施呢?原因在于还没有实现教育改革的真正突破。素质教育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教育(如不少人以为素质教育只是基础教育的事情),素质教育也不是一个方面的教育(如不少人以为素质教育只是知识教育的补充),素质教育也不等同于“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素质教育是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超越工具主义教育的、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全面的历史性转型。因此,不更新教育观念不行,不转变教育模式(包括内容和方法)不行,不调整体制机制不行,一句话,没有综合的改革就不可能有素质教育。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这段话,点明了素质教育、综合改革和提高质量的关系。它揭示了素质教育要以改革为动力,强调了这种改革的综合性,也指明了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的中心是素质教育即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重点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这实际上是重申了教育纲要的要求,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以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中心和方向是至为重要的。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内容的更新、方法的改进、学制的调整、专业的分合、考评的宽严等等乃至权力的收放和转移、机构的设置和整合,教与学、学与做、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师与生、干与群等等关系的调整,都要彼此兼顾相互呼应,不能各行其是,此“综合改革”之谓也。然而,这个综合改革需要有中心,这就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需要有重点,这就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这也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十八大报告将素质教育与教育综合改革、提高质量结合在一起,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改革环境和提供很好的制度保障,并通过素质教育实现提高质量,这也是检验教育综合改革成败的标准。

当前,全球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转型时代,培养创新型人才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甚为紧迫。适应社会需要,结合教育实际,素质教育的重点任务是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把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落到实处。

三、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是质量和特色

专门针对高等教育,十八大报告中只有一句话,即“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深刻地指出了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结合点的突出重要地位。正是由于高等教育这一特殊地位,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同时也对高等教育在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文化强国建设中寄予厚望。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并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来自高等教育,它对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导向作用更强、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大,教育的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在高等教育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什么是内涵式发展?

首先,它是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发展。提高质量是内涵式发展的第一要义。质量问题是世界各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经过了大约30年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目标的时代。法国在1984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中强调,“法国政府认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1984年“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指出:“倘若美国高等教育沉湎于不求进取的状态,倘若允许追求高校文凭而不学习,那么各级教育都会深受其害。”因此,“高等学校要全力以赴地提高教育质量”。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6.9%,在校学生数从1998年的340万人发展到2010年的2232万人,增加了5.56倍。目前,从规模上看,我国无疑已是高等教育大国,但“大而不强”,今后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静下心来从规模扩张转到质量提升。这里,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不能再用工具主义的质量观来谈质量,确立素质为本的质量观是提高质量的前提。

再者,强化特色是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学内涵式发展应各有千秋、各具魅力、各领风骚,突出个性化发展观念,依据自身的文化积淀、学术传统、学科特色以及地区和行业特色,依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对大学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形成本校发展的个性化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近些年来,我国大学确实存在着趋同发展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批评者往往斥责一些高校盲目向综合性大学看齐,丢失了学科特色。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综合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甚至含有教育发展的规律性。教育特色的实质其实不在于学科的差异,而在于文化内涵的个性。拿基础教育来说,教学科目几无不同、教学目标几无不同、教育资源亦趋均衡,难道就不能发展特色了吗?再看牛津、剑桥或是哈佛、耶鲁,他们之间在学科构成上差别不大,但谁能无视其各自的特色?因此,学校的特色根源于其文化特质。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教育特色发展的逻辑起点。大学的文化内涵是最重要的内涵。文化的个性是制度个性、体制个性、模式个性和形象个性的内涵所在。学校提供给师生的不仅是教室、操场、图书馆、实验室、礼堂等等有形的东西,对于“育人”来说,学校是一个无形的文化环境,它积淀着这所学校独特的历史和人文、特定的人物和故事,积蕴出这所学校独具的风格和气质、特属的光荣与梦想,也形成了特别的文字性表征(如校训、校歌等等)、制度性安排(如书院制、选修制、导师制等等)和物化的载体(如文物、建筑、碑刻、雕塑等等)。而要发展特色,不能只是嘴上说说,需要给予各个学校更多的自主发展空间,改变过度的行政主导、管制和干预,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扩大校园的民主,如此才能让各自独特的文化特色成长起来。南开大学的文化特质就浓缩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之中,它表达了南开人的核心价值理念,乃是南开“话语”的核心。结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战略主题,南开大学要进一步拓展“公能”文化的时代内涵,以“公”为先,以“能”为重,培养全面发展的有文化高素质之秉公尽能的“南开人”。

(作者系南开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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